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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想到一种会用纸笔却从不会自由写作的人,他们除了会发现大好形势外就再发现不了别的。他们不会自杀,他们的不会自杀不是因为找到了理由,而是不需要理由,随便给他个什么理由他也可以唱,就像鹦鹉。中国文坛的悲哀常在于元帅式的人际征服,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内圣外王”的哲学,单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必仅仅是一场阶级的斗争;光是为四个现代化呐喊的文学呢,只是唤起人在物界的惊醒和经济的革命,而单纯的物质和经济并不能使人生获得更壮美的实现。这显然是不够的。这就像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见人而不见全人类,见人而不见人的灵魂,结果是,痛苦只激发着互相的仇恨与讨伐,乐观只出自敌人的屈服和众人的拥戴,追求只是对物质和元帅的渴慕,从不问灵魂在暗夜里怎样号啕,从不知精神在太阳底下如何陷入迷途,从不见人类是同一支大军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悲壮地行进被围困重重,从不想这颗人类居住的星球在荒凉的宇宙中应该闪耀怎样的光彩。元帅如此,不可苛求,诗人如此便是罪过,写作不是要为人的生存寻找更美的理由吗?人的处境包括所有真切的存在,包括外在的坦途和困境,也包括内在的乐观和悲观,对此稍有不承认态度,很容易就成为傻瓜。所以用悲观还是乐观来评判文学作品的好与坏,是毫无道理的。表现和探讨人的一切处境,一切情感和情绪,是文学的正当作为,这种作为恰恰说明它没有沾染傻瓜主义。当人把一切坦途和困境、乐观和悲观,变作艺术,来观照、来感受、来沉思,人便在审美意义中获得了精神的超越,他不再计较坦途还是困境,乐观还是悲观,他谛听着人的脚步与心声,他只关心这一切美还是不美(这儿的美仍然不是指漂亮,而是指兼有着敬畏的骄傲)。所以,乐观与悲观实在不是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也让它回到它应该在的领域中去吧。万象城娱乐送彩金687.智力的局限由悟性来补充。科学和哲学的局限由宗教精神来补充。真正的宗教精神绝不是迷信。说得过分一点: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

万象城娱乐送彩金68过去的经典物理学一直在寻找,组成物体的纯客观的不可分的固体粒子。但现代物理学发现:“这些粒子不是由任何物质性的材料组成的,而是一种连续的变化,是能量的连续‘舞蹈’,是一种过程。”“物质是由场强很大的空间组成的……并非既有场又有物质,因为场才是唯一实在。”“质量和能量是相互转换的,能量大量集中的地方就是物体,能量少量存在的地方就成为场。所以,物质和‘场的空间’并不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而不过是以不同形态显现而已。”这样就取消了找到“不可分的固体粒子”的希望。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上帝用这三种东西来折磨我们。总之,宗教精神并不敌视智性、科学和哲学,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际,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学,倘其见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这勇气显然就不是出自哲学本身,而是来自直觉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说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学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们无法指望全知全能,我们就不该指责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心是迷信。科学自己又怎样?当它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乃至这个宇宙迟早都要毁灭,又告诉我们“不必惊慌,为时尚早,在这个灾难到来之前,人类的科学早已发达到足以为人类找到另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这时候它有什么科学根据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个无可阻止的悲剧,而它又不放弃探索并兢兢业业乐此不疲,这种精神难道根据的是科学吗?不,那只是一个信心而已,或者说宁愿要这样一个信心罢了。这不是迷信吗?这若是迷信,我们也乐于要这个迷信。否则怎么办?死?还是当傻瓜?哀叹荒诞,抱怨别无选择,已经不时髦了,我们压根儿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选择最为欢乐的游戏。坏的迷信是不顾事实、敌视理智、扼杀众人而为自己谋利的骗局(所以有些宗教实际已丧失了宗教精神,譬如“文革”中的疯狂、中东的战火)。而全体人类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假设的完美归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后审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政治派别,哪些被神化了的个人,它必属于全人类,必关怀全人类,必赞美全人类的团结,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的历程。它为此所创造的众神与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借众神来体现人的意志,借天界来俯察人的平等权利(没有天赋人权的信念,就难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觉醒。而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很可以看做宗教精神与迷信的分界)。

如果宗教精神丢失了,将怎样重建呢?这是个难题。它既是源于生命的热望,又怎么能用理智去重建呢(要是你笑不出来,我胳肢你你也是瞎笑,而我们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真笑)?但解铃还需系铃人,先问问:它既是生命的热望,它又是怎么丢失了的呢?在这种时候,也可以说是写作行为导致了自杀意识的。其实这就像阴阳两极使万物运动起来一样,人在不满与追寻的磁场中不得停息,从猿走来,向更人的境界走去。“反动”一词甚妙,谁不允许人们追寻进而不允许人们不满,谁自是反动派。那,为什么而写作呢?我想,就因为那片无边无际的陌生之域的存在。那不是凭熟练可以进入的地方,那儿的陌生与危险向人要求着新的思想和语言。如果你想写作,这个“想”是由什么引诱的呢?三种可能:市场,流派,心魂。市场,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流派,余华也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而心魂,却在市场和流派的热浪中被忽视,但也就在这样被忽视的时候它发出陌生的呢喃或呼唤。离开熟练,去谛听去领悟去跟随那一片混沌无边的陌生吧。万象城娱乐送彩金68那,为什么而写作呢?我想,就因为那片无边无际的陌生之域的存在。那不是凭熟练可以进入的地方,那儿的陌生与危险向人要求着新的思想和语言。如果你想写作,这个“想”是由什么引诱的呢?三种可能:市场,流派,心魂。市场,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流派,余华也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而心魂,却在市场和流派的热浪中被忽视,但也就在这样被忽视的时候它发出陌生的呢喃或呼唤。离开熟练,去谛听去领悟去跟随那一片混沌无边的陌生吧。

好像只能说小说不是什么,而很难说它是什么,这就说明小说还有无规矩可言的一方面(说小说就是小说,这话除了显得聪明之外,没有其他后果)。我想,最近似小说的东西就是聊天,当然不是商人式的各怀心计的聊天,也不是学者式的三句话不离学问的聊天,也不是同志式的“一帮一,一对红”的聊天,而纯粹是朋友之间忘记了一切功利之时的自由、倾心、坦诚的聊天。人为什么要找朋友聊聊天?因为孤独,因为痛苦和恐惧。即便是有欢乐与朋友同享,也是因为怕那欢乐在孤独中减色或淹没。人指望靠这样的聊天彻底消灭人的困境吗?不,他知道朋友也是人也无此神通。那么他到朋友那儿去找什么呢?找真诚。灵魂在自卑的伪饰中受到压迫,只好从超越自卑的真诚中重获自由。那么在这样的聊天中还要立什么规矩呢?在这样的聊天中,悲可以哭吗?怒可以骂吗?可以怯弱颓唐吗?可以痴傻疯癫吗?可以陶醉于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吗?可以满目迷茫满腹牢骚吗?可以谈一件很真实的事也可以谈一个神秘的感觉吗?可以很形象地讲一个人也可以很抽象地讲一种观点吗?可以有条不紊万川归海地讲一个故事,也可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任意胡侃神聊吗?可以聊得豪情满怀乐观振奋,也可以聊得心灰意冷悲观失望吗?可以谈吐文雅所论玄妙高深,也可以俗话连篇尽述凡人琐事吗?……当然都是可以的,无规矩可言。唯独不能有虚伪。无规矩的规矩只剩下真诚。智力与科学的永恒局限,意味着人最终是一堆无用的热情,于是把真诚奉为圭臬奉若神明。有真诚在就不会绝望,生命就有了救星,生命就可以且天且地尽情畅想任意遨游了,就快要进入审美之境就快要立命于悟性之地了(顺便说一句:真诚并不能化悲观为乐观,而只是把悲观升华为泰然,变做死神脚下热烈而温馨的舞蹈)。文学批评给文学指路,也许应该像禅宗大师的给其弟子指路,文学才不致沦为一门仿古的手艺,或一项摘录学问的技术。精神问题确是高于肉体问题,正如人高于其他动物。但探讨精神问题的人如果因此自命高人一等,这当然是极蠢的,说明他还没太懂人类的精神到底是怎样一个问题,这样探讨下去大约也得不出什么好结果。纯文学是面对着人本的困境。譬如对死亡的默想、对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么人的挣扎奋斗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问题,不依社会制度的异同而有无。因此它是超越着制度和阶级,在探索一条属于全人类的路。当约翰逊跑出九秒八三的时候,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时候,当大旱灾袭击非洲的时候,当那个加拿大独腿青年跑遍全球为研究癌症募捐的时候,当看见一个婴儿出生和一个老人寿终正寝的时候,我们无论是欢呼还是痛苦还是感动还是沉思,都必然地忘掉了阶级和制度,所有被称为人的生物一起看见了地狱并心向天堂。没有这样一种纯文学层面,人会变得狭隘乃至终于迷茫不见出路。这一层面的探索永无止境,就怕有人一时见不到它的社会效果而予以扼杀。

母亲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儿去,妹妹还在读小学。父亲独自送母亲下了葬。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墙上她的照片也收起来,总看着她和总让她看着我们,都受不了。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没有一句关于她的话是恰当的,没有一个关于她的字不是恐怖的。多数中国人的吃穿住行问题尚未解决,也许这是中国人更关心这类问题而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原因?但一向重视这类问题的中国人,却为什么一直倒没能解决了这类问题?举个例说,人口太多是其原因之一。但若追根溯源,人口太多很可能是一直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后果。——这是个过于复杂的话题。以上文字与“学术”二字绝不沾边,我从来敬畏那两个字,不敢与之攀亲,正在这时来了一位朋友,向我传达了一位名人的教导:“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我想就把我这篇喃喃自语题为“答自己问”吧,愿意刊用,我也很高兴,供上帝和人民发笑。先说后面一个问题。至少“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个证明:在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固然仍有自杀的事情发生,但在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自杀的事情就更多。

写到这儿又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总认为“脱离时代精神”的罪名是加不到任何艺术流派头上的,因为艺术正是在精神迷茫时所开始的寻找,正是面对着现实的未知开始创造,没有谁能为它制定一个必须遵守的“时代精神”。它在寻找它在创造它才是艺术,它在哪个时代便是哪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并不是说命运不要我砌砖,要我码字,而是说无论人干什么人终于逃不开那个“惑”字,于是写作行为便发生。还有,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声音要你写下它们,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一切都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的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它们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毋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一条道路)那样。”万象城娱乐送彩金68您认真看过孩子的游戏吗?认真看过也许就能发现,那简直就是人生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一个说明。孩子的游戏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没有目的,只陶醉于游戏的过程,或说游戏的过程即是游戏的目的;一是极度认真地“假装”,并极度认真地看待这“假装”(“假装你是妈妈,他是孩子。”“假装你是大夫你给他打针。”“假装我哭了,假装你让我别哭。”)。当然,孩子的游戏还是游戏,还谈不上“游戏境界”。当一个人长大了,有一天忽然透悟了人生原来也不过是一场游戏,也是无所谓目的而只有一个过程,然后他视过程为目的,仍极度认真地将自己投入其中如醉如痴,这才是“游戏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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