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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摩托罗拉是最有资格领导移动通信大潮的,很遗憾,它只踏上了一个浪尖就被木工厂出身的诺基亚超过了。正是由于硅谷在科技领域的成功,也造就了无数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一些年轻人在短短几年间就做出了他们前辈一辈子没有完成的发明创造—从集成电路、个人微机、以太网、Unix操作系统、磁盘阵列、鼠标、图形工作站到网络浏览器(WebBrowser)、关系型数据库、视窗软件、Java程序语言、全电动力跑车等等。作为回报,他们聚集的财富超过欧美一些名门望族几代人的积累。在去年美国富豪榜上,前五位(共有六人,其中第五名是并列的)有一半来自于硅谷。很多人津津乐道好莱坞比佛利山庄的豪宅,其实无论在规模和价值上,它们与硅谷旁边的Atherton的豪宅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1999年6月菲奥莉娜一上任,就将仪器部门剥离上市,从此,世界上多出了一个安捷伦公司。那正是美国股市最疯狂的年代,安捷伦的股价从最初的每股19-22美元,提升到26-28美元,并最终在上市前的一瞬间定在30美元,融资近二十亿美元。11月17号,安捷伦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当天就疯长了40%,市值达200亿美元(超过今天的130亿美元),其中八成以上的股票掌握在惠普手里。当时荒唐的是,惠普的股票当天也狂涨了13%。这种现象在投资大师巴菲特看来是很荒唐的,安捷伦疯涨,说明惠普卖赔了,惠普应该跌才是。但是,在1999年那个股市疯狂的年代,这种不理性的事情总是发生。到目前为止,菲奥莉娜的工作一切正常。2020欧洲欧洲杯管理风投基金的风投公司本身也是个LLC,其最高管理者就是风投公司的合伙人了(Partner)。风投公司本身不会有什么CEO、总裁之类的头衔(有这些头衔的风投公司一定是冒牌货),风投公司的合伙人不仅在风投公司内部地位崇高,而且在科技界呼风唤雨,比如KPCB的合伙人约翰?多尔就是Google、太阳、亚马逊等多家上市公司和更多未上市公司的董事。在风投刚刚进入中国时,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在一次风险投资研讨会上,来了很多公司的CEO、总裁等“贵宾”,礼仪小姐一看这些人的职务,便把他们请到前排入座。后来来了一位客人,礼仪小姐一打听是什么合伙人,便把他安排到后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就座。这位合伙人没说什么就在后排坐下了。结果那些CEO和总裁们看他坐到了最后,谁都不敢往前面坐了,因为这些CEO和总裁们所在的公司都是他投资的,而他们的职位也是他任命的。由此可见风投合伙人在业界的影响。

2020欧洲欧洲杯MP3是当今在互联网上传播音乐的最通用的媒体格式。它的历史十分“悠久”,可以追述到1979年AT&T贝尔实验室搞的一些语音压缩算法。到了1991年,德国弗劳恩霍夫(Fraunhofer)应用研究所和AT&T贝尔实验室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种将高保真激光唱盘质量的音乐做成有损失压缩的音频压缩标准AudioLayer3,简称MP3。采用MP3数据格式的音乐质量比激光唱盘的质量要差一些,但是数据文件大小小了一个数量级。在互联网兴起以前,这种音频压缩方法并没有广泛应用。1995年,弗劳恩霍夫基于MP3格式推出了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运行的世界上第一个MP3播放器WinPlay3。当互联网兴起后,大家发现音乐经过压缩后,在互联网上传播成为可能。在MP3以后,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原理相同的音频文件压缩方法。几年前,我在硅谷的库帕蒂诺市(Cupertino)找房子,有一次来到了一个办公楼和公寓混杂的社区,那里到处是各种颜色的、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标志。那里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iPod和iPhone的制造者苹果公司的总部了。那时苹果公司还不太景气,想把办公楼租给刚刚开始腾飞的Google(谷歌)。幸好这笔生意没有谈成,否则,那片狭小的社区无论如何是容不下当今两个发展最快的公司。太阳公司该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改变商业模式开源Solaris,从卖操作系统变成提供服务。要知道,一份Solaris操作系统不过两三百美元,但是IT领域一小时的服务就能收这么多钱。但是,太阳公司以硬件业务(而不是服务业务)为主的商业模式使得它不可能开源Solaris,因为它主要的钱来自于硬件。(正是这个道理,苹果也不可能把它的iPhone操作系统开源。)我在前面的章节中经常提到基因决定的理论,有些读者认为我是宿命论。但事实证明绝大部分公司包括很多伟大的公司都很难逃脱这个宿命。(也有一些例外的,以后我们会介绍这些例外的公司,比如通用电气GE公司和3M公司。)而相反,以服务为主的IBM公司倒反而比较早地加入了开源Linux的行列。2000年以后,由于高档微机已经达到了工作站的计算速度,价钱又便宜很多,IBM靠开源Linux服务器从对太阳公司的价格劣势变成了价格优势。等到2004年,太阳公司明白了这个道理,将Solaris开源,IBM已经抢到了先机,成为Unix市场的最大服务商。

一方面斯坦福大学带动了地区性经济,另一方面它又是硅谷崛起最大的受益者。硅谷的公司为斯坦福提供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和捐赠。在历史上,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Google公司都是斯坦福的赞助者。仅惠普的创始人休伊特2001年就向斯坦福捐赠了四亿美元的巨资,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给予教育机构最大的一笔捐赠。2005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赠首次超过了它的老对头哈佛大学,完全是托Google创始人和员工的福。斯坦福收益于硅谷的地方远不止在财政方面。由于硅谷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就业率成为美国最高的,很多优秀学生正是冲着找工作方便这一条原因才选择斯坦福大学的。守着硅谷自然有得天独厚的创业和与工业界合作的机会,这又成为一些优秀教授选择斯坦福的原因。正是靠着硅谷的兴起,斯坦福大学才从二战后一个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继而又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这次争霸对微软来讲比它和苹果的竞争要轻松的多,首先,1995年的微软已经不是八十年代初的小公司了,它当时已经成为历史上罕有的高成长、高利润公司。有了钱,一个有雄心的企业家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人。比如盖茨甚至为了照顾那些不愿意搬家的数据库专家,在他们现有的城市设立研发办公室。这是微软早期在和苹果竞争时根本做不到的;其次,微软已经在微机领域形成了垄断,并且它很善于将垄断的优势扩展(Leverage)到其它领域—非计算机专业的用户接受微软的WindowsNT操作系统比接受太阳的Solaris要容易得多,因为大家在自己家的微机上使用和NT没有什么区别的Windows3.1和Windows95;第三,在应用软件开发上,微软更多地依靠第三方,而太阳和苹果一样,经常不得不自己开发。(苹果公司也曾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知道,一种操作系统是否能推广,关键看上面有多少应用软件可用。微软WindowsNT上的应用软件比太阳Solaris多得多。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人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承认,微软的管理团队是当时世界上IT领域最好的,比尔盖茨当年也是最棒的工业界领袖。要夺回市场份额,最根本的办法是改造自身,提高竞争力,IBM的郭士纳和英特尔的格罗夫,包括惠普后来的CEO赫德就是这么做的。但是,这需要有真本事。而最简单、最快的方法是买市场,即买入一家公司。菲奥莉娜是公司并购的行家里手,她看中了当时还占微机市场份额第二、但是江河日下的康柏公司。菲奥莉娜的提议遭到了包括惠普两个创始人家族在内的反对。不少股东担心本来已经盈利不佳的惠普,再背上一个亏损的康柏,最终将拖垮惠普。当时Dell占美国微机市场的31%,而康柏加惠普占37%。菲奥莉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合并打造世界最大的微机公司,形成对戴尔的优势。其实,惠普在和Dell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在于,惠普的问题是资金周转不够快。Dell的资金一年大约可以周转两次以上,而惠普只有一次。也就是说,即使Dell的利润率只有惠普的一半,它也可以获得和后者相同的利润。这样,Dell计算机降价的空间就很大,很容易占领市场。显然收购康柏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2020欧洲欧洲杯而这张图,则是在互联网时代通过跨操作系统的平台控制用户的新构想。这时,控制跨操作系统平台的公司有可能成为新的王者。

接下来,山姆等人辞去以前的职务,全职创业。公司很成功,半年后做出了产品的原型(Prototype)。但是,50万投资已经花完了,公司也发展到20多人。250万股票也用去了150万股。这时,他们必须再融资。由于该公司前景可观,终于得到了红杉风投的青睐。红杉风投为该公司作价1500万美元,这时,该公司的股票每股值1美元了,比亚平投资时涨了四倍。红杉同意投资500万美元,占25%,这样总股数增加到2000万股。同时,红杉风投将委派一人到该公司董事会任职。山姆等人还答应,由红杉风投帮助寻找一位职业经理人做公司的正式CEO。双方还商定,融资后再稀释5%,即100万股,为以后的员工发期权。现在该公司股权如下: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美国百分之三、四十的风险投资投到了只占国土面积万分之五的硅谷地区,并且让硅谷创造了无数的神话。在这里,大约每十天便有一家公司上市。美国前一百强的公司中,硅谷占了四成,包括IT领域的领军公司惠普、英特尔、苹果、太阳、思科、雅虎、Google(谷歌)和现在很红的YouTube、Facebook,以及生物领域的基因科技(Genentech)。当然世界上最大的风险投机公司KPCB、红杉风投和很多大的投资公司也在硅谷。硅谷还拥有世界上顶级专业数量排名前两名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UCBerkeley)。创新是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这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都懂得的道理。很多国家都投了大量的资金建造自己类似硅谷的科技园,以鼓励创新,但鲜有成功的。主要是因为其它地方很难再复制硅谷的天时(二战后IT工业的发展)、地利(背靠斯坦福和伯克利)和人和。而这其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它就是在硅谷发展起来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这是硅谷在全世界最特殊的地方,并充分保障了创新。在生产关系中,在以科技为主的行业,生产资料的作用微乎其微,像微软和Google这样的公司,除去现金后,资产占不到市值的十分之一。那么人的作用就是关键,具体讲就是利润的分配方式和人与人的关系。科技公司的期权制保证了各级雇员除了工资以外,可以从公司的利润中分到一杯羹。因此,他们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硅谷科技公司(包括基因科技等生物公司)在上市前,一般员工的股权可以占到公司的百分之十到十五。也就是说像Google、英特尔和思科这样规模的公司,每家都有几十亿美元的财富掌握在员工手中。员工从股票上的收益可以大于自己的工资,这就是大家拼命干活的动力。在人与人、雇员与雇主的关系上,硅谷的环境是对发挥员工创造性最有利的。公司内上下级之间虽然有等级的差异但是彼此是互相尊重的。(有些时候,一个优秀员工的级别和收入可能比他的直接上级还要高。)这样大家在一起共事就会觉得相对“舒服”一些,每个人都容易安心做好份内的事,而不是必须勾心斗角往上爬。硅谷的基因科技和Google在最近的好几年中,被评为全美国最适合工作的公司。硅谷公司对员工的约束也很宽松,一般不会阻止员工跳槽,更不会因此打官司。甚至当员工利用职务之便搞发明创造(只要不是偷技术)然后出去创业,硅谷公司(包括各研究所)也不会像美国其它地方公司追究得那么厉害的,而一般采用入股的方式做到双赢。思科创始人和斯坦福之间就是这样解决了知识产权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硅谷的主流生产关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也正是保障了硅谷的创造力长盛不衰的原因。靠着付费服务的收入,RealNetworks挺过了从2000年到2002年的互联网最艰难的时期,得以生存下来。但是RealNetworks的营业额始终没有回到2000年的水平。华尔街对它已经很不看好。它的股价从2000年初的90多美元降到2001年3美元的最低点,虽然现在恢复到6美元,也不过是当年的零头而已。今天,RealPlayer退出了一流公司的行列,但是,在互联网历史上,RealNetworks的贡献不可磨灭。它使得音乐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当然这里面Napster的贡献也很大)。在网络泡沫破碎前(2000年),音乐占整个互联网流量的第二位。

北美的很多工科好的大学,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都强调厂校结合。麻省理工学院为了让学生获得工业界的知识,和AT&T等大公司建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计划(program),进入该计划的学生要在AT&T工作一年(四个暑假),作为回报AT&T公司支付该学生的学费,美国不少大学有这种类似于奖学金的计划。这对于进入这些培养计划的学生来讲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既解决了昂贵的学费问题(注释:美国私立大学学费是中等收入家庭无法承受的),又得到了很好的工业界工作经验,将来无论是去工业界还是继续读研究生都大有好处。但是,这种松耦合的结合对大学和公司的直接帮助都不是很大。对于学校来讲主要的好处不过是大公司替它资助了一些学生,同时替它承担了一部分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学生们在公司做的题目和学校通常毫无关系,这种合作对于学校的科研帮助非常有限。对于公司来讲,虽然有了从名牌学校优先选择优秀学生的有利条件,并且这些学生工作后进入角色会比同龄人快一点。但是,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本科生,毕业以后并不一定要去赞助他们的公司工作。在实习期间,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新的思想和技术。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依然保守着“礼贤下士”的好传统。KPCB的合伙人,包括多尔本人,经常去斯坦福大学的“投资角”参加研讨会。多尔本人对年轻的创业者保证,他一定会读这些创业者写给他的创业计划书和Email,虽然他可能没有时间一一回复。KPCB对创业者的要求和红杉风投差不多,要找KPCB的准备工作也和找红杉风投相似,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中国是KPCB在美国本土外唯一有办公室的国家,它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分部,联系地址是:英特尔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证明了处理器公司可以独立于计算机整机公司而存在。在英特尔以前,所有计算机公司都必须自己设计处理器,这使得计算机成本很高,而且无法普及。英特尔不断地为全世界的各种用户提供廉价的、越来越好的处理器,直接地使个人微机得以普及。它大投入、大批量的做法成为当今半导体工业的典范。它无疑是过去二十年信息革命大潮中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但是今后除非它能找到新的成长点,否则它会随着PC时代的过去而进入自己平和的中老年期。即使是在工程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应用面非常窄,有时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读,更不用说有商业意义了。贾里尼克教授讽刺这种现象是“除了论文的评审者,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论文”。美国对政府研究经费管理很严,严格禁止拿一个项目的经费去资助自己其它研究项目,即使经费有结余,教授们也不可能用它来研究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课题。于是,拿了足够多政府经费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应用课题了,更不要说自己去开办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里就营造了一种清高的风气,大家比谁获得的政府经费多,谁的研究论文出的多,谁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高。教授们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博士生们在学校时做实验、写论文,毕业以后接着当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有美国最好的电机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但是麻省当教授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种研究对创业帮助不大。

在第一个领域,惠普有技术上的优势,它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日本公司,后者追赶得很快,而且日本的产品在价格有优势。这个领域发展平稳,利润率稳定,但是市场规模不大,因此,卖掉它顺理成章。医疗仪器这个行业利润丰厚,由于门槛很高,新的公司很难进入,因此相对竞争不是很激烈,惠普在全世界真正的对手只有通用电器(GE)一家。(在核磁共振上,德国和日本的公司在品质上比美国公司的要差一些。)但是成长不是很快,尤其是新的技术和设备都要经过FDA认证才能生产销售,因此研发周期极长。从情理上讲,惠普应该保留这个利润丰厚的部门,因为历来公司都是剥离利润低的部门而保留利润高的。但是,GE这个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对手,上百年来,它是世界上少有的常青树,而它的核磁共振机是惠普永远无法超越的。因此,惠普把它的医疗仪器部门分出去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决定。事实证明,今天的安捷伦确实无法赶超GE的医疗仪器部门。硅谷对外面很多人来讲是一个神秘而令人向往的地方。我在写这一章以前问过很多没有到过硅谷的人,“你觉得硅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大部分人觉得,硅谷是科技之都、创新的地方、发财的地方,国际多元化的社区,气候最好的地方(注:硅谷地区确实四季如春)等等,也有个别人讲,硅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些看法都正确,而且在很多书里和媒体中一直是这样介绍硅谷的,因此我们不必在此赘述了。这里,我只想介绍一下硅谷的另一面,使读者对这个神奇的地方有个全面的了解。2020欧洲欧洲杯九十年代后期,惠普经历了不很成功的转型,这个曾经辉煌的硅谷巨星渐渐黯淡下来了。今天,在斯坦福孕育出的众多公司中,大家很难将惠普和思科、英特尔和谷歌排在一起。如果没有奇迹发生,以后它的前景依然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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